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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隨上世紀末的“重寫文學史”，舊體詩詞重新進入現代文學研究視野，特別是舊體詩詞“入史”的問題被廣泛討論。學者李遇春對此早有關注，致力于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已近20年，他的《現代中國舊體詩詞通論》（下稱“《通論》”）不久前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，收錄了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。相較于他此前以單個作家創(chuàng)作為焦點的個案研究《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》，以資料文獻整理為主體的編年敘事《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編年史》，《通論》一開始便明確將舊體詩詞作為一種方法范式來看待，探索如何借此參與重構現代文學研究新路徑。用書中的表述，即“從‘合法性’論爭到‘合理性’論證”。這一細微變化，也意味著將舊體詩詞納入現當代文學研究范疇，正逐漸成為學界共識。

從書中能看到作者在學科反思、資料整理、研究路徑的探索與深化等方面的創(chuàng)新。在內容方面，對五四新文學如何確立“新詩”的合法性，并通過一個世紀的學科機制建設、文學史書寫不斷強化加以反思，構成了全書各章論述的背景和語境。書中涉及的浩瀚駁雜的文本資料，也彰顯著作者力圖突破傳統(tǒng)“印象式點評”窠臼，從客觀辨析出發(fā)的實證精神。從嚴復、王國維、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批近代學人，到呂碧城、沈祖棻、何香凝為代表的女性文人，再到黃賓虹、劉海粟、張大千為代表的畫家詩人；從清末民初的《南社叢刻》到抗戰(zhàn)時期的《民族詩壇》，從新中國建立初期的《東風》副刊到改革開放時期的《中華詩詞》等紙質媒介，乃至新世紀以來各類網絡空間中的寫作，都彰顯著舊體詩詞是有待研究者開采的“富礦”。

也正是這種反思和實證精神，使得《通論》沒有陷于研究對象之中，而是保持著適當的審視距離。比如書中直陳，一些舊體詩詞創(chuàng)作存在“斤斤計較于尋章摘句，老死于‘過度格律化’的形式桎梏”趨向；執(zhí)著于“外形式”，反而走向了詩的反面。李遇春提出，由作者精神結構外化而形成“內形式”，是當前舊體詩詞創(chuàng)作的突圍方向。這一點，應當向“新詩”學習，需要在精神修養(yǎng)方面大膽借鑒現代哲學、文化、文藝的有益滋養(yǎng)。守正的同時，強調開新，實則表明——即使是“傳統(tǒng)的感性”，也有其立足于所處時代的意象、情感與內容，舊體詩詞的寫作與研究，也應有“現代”的視野和路徑。

《通論》中的部分章節(jié)，開始將研究觸角延伸至舊體詩詞與現代媒介、繪畫、女性主義等諸多問題的闡釋上。舊體詩詞在這些研究視野中，不再只是舊時文人習氣“骸骨的迷戀”，亦不再只是為填補文學史空白的“邊角余料”，開始指向“現代”的精神成果。正如書中前言援引章培恒教授之言，“研究古代文學的人，要以現當代文學為坐標”，“舊體”作為方法，恰恰是以“現代”為旨歸?！锻ㄕ摗分袑εf體詩詞的多元呈現，同樣折射出19世紀末至今更加普遍的現代文學生態(tài)和更深層次的現代精神癥候?！艾F代”視域下的舊體詩詞寫作，用作者的話來說，本沒有“新詩”那般呼風喚雨、鳳凰涅槃的風光，是一種“余事”的常態(tài)。文學史研究，自然要依托那些經典文本，可久居邊緣卻具有廣泛基礎的舊體詩詞寫作，何嘗不構成一種還原現代中國社會生活、思想觀念乃至文學演變的路徑？

故而在《通論》中，作者尤其注意并開掘某些特定歷史語境下，舊體詩詞如何走出被遮蔽的狀態(tài)，在歷史進程中綻放出光彩。諸如清末民初報刊興起之際，舊體詩詞在結社雅集外，“表現了強烈的革命民主意識”；抗戰(zhàn)時期女性的詩藝探索，在顛沛流離間，用新舊意象寫下“現代生活經驗和生命體悟”；改革開放之初，舊體詩詞在解除思想禁錮方面多有抒發(fā)；新世紀網絡空間中，“老樹畫畫”等詩配畫折射出對“社會現實生活的深刻理解和達觀態(tài)度”。這些研究，為我們在五四文學經典文體之外，探究相應的“現代”話題提供了新視角，也讓人欣喜地看到，在“內形式”與“外形式”的融合統(tǒng)一下，這些詩詞的精神高度和藝術價值。通過李遇春的闡釋，現代舊體詩詞研究的特色得以彰顯，《通論》中闡而未盡之處，更讓讀者對后續(xù)進一步的研究抱有期待。

（作者單位：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）

（來源：人民日報海外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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